兴平劝善

“劝善”一词最早出自《韩非子▪守道》“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完法”。《汉书▪公孙弘传》记载:“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

“兴平劝善”是陕西关中地区一种讲唱结合,韵散相间的曲艺表演形式,老百姓称之为“讲善书”、“说善书”。以民间庙会、集市为主要场地，宣导教化，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俗活动。起源于先秦，雏形于两汉，兴盛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陕西关中地区仍然被广泛的流传。遍布河南、山西、甘肃，“文革”时期，流传的善书宝卷被付之一炬，劝善艺人也被迫停止说唱，兴平劝善一度绝迹。现在，随经济的发展，庙会和集市复兴，兴平劝善再次兴起，兴平劝善艺人遍布各村镇，达百人之多。兴平劝善在周边乾县，永寿，旬邑，宝鸡凤县，长安区，富平县，礼泉县等县区及陕西关中地区，甘肃天水、平凉等地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兴平劝善以说唱形式传承,追溯与汉唐佛教文化、音乐和道教、儒家文化的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的丰富交汇，在各大庙宇寺院盛行“俗讲,变文”中又汇合唐乐教坊的置入,使这一说唱形式在唐代形成空前的规模。宋代推崇宗教“谈经,说参清宝卷”和元代元曲的成熟,都为“劝善”早期的说唱形式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明朝永乐制《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及《为善阴骘二卷》颁行于世，清《圣谕广训》至清末民初的“念卷、宣讲”都是以劝善的形式传承了下来。

唐贞观年间，陕西兴平建有保宁寺、千福寺、马嵬寺等十三座寺庙，更有“渭河十里一寺”之说，佛经讲义和兴平民间说唱艺术的结合，产生了佛经的“俗讲”和“变文”，到清早期统治者推广的“宣讲圣谕”活动，更促进了兴平劝善的发展。清光绪年间随孝敬父母、设义学、恤孤贫等“十全大善”的提出，兴平也设立“义生善堂”，“收养孤儿、延师教文，并办施药、施棺诸义事”。随着一些文人的参与，书写和刊印善书普遍，兴平劝善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曲艺表演形式。

兴平劝善的“善人”或“居士”无职业班社，大多是一些崇尚宗教但又不出家的居士和一些中老年妇女，他们没职业班社，平日务农，遇节日庙会搭台宣讲。劝善无乐队伴奏，宣讲时一唱一讲，所唱调韵无习惯性音高，它符合关中人审美习惯，不属于曲牌体音乐，和地方戏曲、民歌关系密切，方言特点突出。劝善调大多含有弦板、关中道情韵味，说唱时有鼓点击节伴奏，或用碰铃击节以增其韵味,韵散相间，讲唱结合，宣叙性强,节奏自由,平稳。典型的劝善调唱腔为呼应式上下句,每句又由两个小分句构成。它的旋律音域较窄,变化灵活，充满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旋律特点高起低落,呈音阶式下行或围绕着全音呈回绕式进行。劝善的韵调多以说唱为主的基本曲调，宣叙性强，旋律平稳,流畅,柔和，传承了多达七十多种韵调,涵盖了唐乐教坊，宋太常寺以及元曲，明皇家御制道教音乐中众多的古典韵调特点。如《浪淘沙》《朝天子》《梅花引》等等。以及明末清初陕西关中老百姓口传的多种民间曲调，最主要的是具有关中地区民间音乐的主导元素。目前，兴平劝善说唱中还保留了诸如：驻马听，红莲儿，倒垂帘，挂真儿，柳摇金，山坡羊，折桂令，等近七十余首的曲牌，韵调。关中劝善说唱的韵调，是陕西中部地区民间音乐、曲艺、地方剧种的母体艺术。它有着独特的调式色彩和旋律。对关中民间音乐的传承有着直接的影响关系。不单纯是以庄严的宗教仪式感立足于训导教化大众百姓的生活伦理观，更是以这种形式，韵调，声腔，孕育影响了关中民间音乐以及民间剧种声韵元素中特有的“苦音、腔调、旋律”体系。同时影响了其中的旋律和韵调的主体骨架。

劝善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轶事，也有自编自唱，均以劝人百恶莫生、众善奉行为理念。劝善的善书多以“变文、宝卷”中的因果故事，劝世- ，孝道典故等书段。其书目有《湘子传》、《百忍堂》、《和家乐》、《叹世事》、《朱氏割肝》，《二十四孝》、《黄氏女对金刚》、《狼不吃》，《太白算卦》等多达数百种之多。都是劝人向善，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等照本宣讲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社会条件限制，兴平劝善逐渐稀少，“文革”时期，流传的善书宝卷被付之一炬，劝善艺人也被迫停止说唱，兴平劝善一度绝迹。现在兴平地区专门的劝善艺人大多已经辞世，健在的也年事已高，而且后继乏人，如今劝善多由信佛的居士念经时兼带宣讲，不管从劝善的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逐步在发生着演变，传统的兴平劝善这一民间艺术濒临灭亡。

自尧帝推行五种教典，善就与中华文明休戚与共，渗透在民族血脉中、铭刻在煌煌历史上。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质和核心价值，涵盖了传统道德的仁、义、礼、智、信，大到忠孝爱国，小至邻里友善，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群体。劝善作为导化民众的工具，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新时期，对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5年，兴平劝善列入陕西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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