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混源道歌
陕北混源道歌是明清以来混源教在陕北地区长期流传过程中，自诵经宣卷中衍生并独立出来，由“忌口人”(农民经师)掌握和传承的一种歌唱艺术。陕北混源道歌随同传承它的农民“忌口人”，曾广泛分布于陕北大部分县乡村庄。在陕北文化生态环境中生发为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陕北混源道歌的历史渊源】
自唐以后，中国出现三教合流趋势；北宋时从道教中产生了“混源道”，明代时其中一支形成“混源教”。混源教很明确地以整合儒释道为宗旨，主要在民间发展。明清之际，混源教在陕西流传甚盛，在陕北民间甚至形成覆盖性优势。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而衰败；但在陕北乡村至今仍保存有一定的根基。
学界一般认为，起于佛、道两教俗讲的传统，宋、元时期出现“宝卷”，明、清是宝卷大量产生的时期。所谓宝卷即僧侣教化大众的说唱形式载体，由于混源教主要在民间发展的特点，故我国现存明、清宝卷文献中有不少种是属于混源教,或者混源教与他教派共用的。
陕北混源道歌的产生、流行与传承，是与明清际混源教在陕北的兴盛相并行的。自诵经中，也自宣卷中，混源道歌被衍生并独立出来，成为由农民“忌口人”掌握和传承的歌唱艺术形式。据考察所见实物，至迟在20世纪初，陕北混源教的“道歌”和“赞本”己被单另辑录装订成册。这类歌本被经师世代传抄；现存年代甚早的老歌本因残缺破碎无法准确断年；能明确推定记年的旧歌本是经师拓世高手抄，抄录辑订时间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之前。
另有一部分“佛道歌”辑录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谢明富手抄歌本，这部分道歌被抄录人特称为“新编”，强调其与传统老歌有别。由此可知20世纪中叶前，混源道歌在陕北仍处于发展趋势。
陕北混源道歌的曲调据称有40多种，均为20世纪初之前即成形的。陕北混源教的经师多为识字很少的农民，缺少记谱手段，所以与歌词有辗转誊抄的歌本可鉴不同，道歌曲调通常是经师们自打少年时代不断听前辈师傅歌唱默记跟习学会的。因为20世纪中后期正常宗教活动曾中断数十年，陕北混源道歌中一些曲调今已无人会唱。
【陕北混源道歌的基本内容】
在日常环境中，陕北混源道歌完全是人声的清唱甚至哼吟，不用乐器。“忌口人”中世代传有麻纸毛笔手抄歌本，记录歌子有近百首，依内容可分五更修行、教化、内丹1心得、仪式赞唱、交谊酬答等几类。其曲调名有40多种。
陕北混源道歌的基本构成，一为歌词，二为曲调，三为演唱者——“忌口人”，四为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按实际生活应用场合分别叙述：
1.忌口人群体内部范围，每年腊月初八举行普会,此场合献供、礼拜、诵经、唱歌，赞颂神明、表述宇宙认识及三教圆融的教义等。
2.经师在家独自修行当中，以唱道歌自励和调养身心。歌曲如彻夜坐禅修行的“五更”类，表白信仰坚定、甘守淡泊朴素的生活态度类，指导1内丹的心得类，也有表达人对宗教与人生的沉思冥想类。
3.在经师参与民间会社活动过程中,会专诚唱歌来向主办方致谢联谊交流感情；在群众场合常唱劝善歌，包括宗教故事和世俗伦理类歌子。
4.忌口人在乡村为群众家户作法事、办道场，为庙会或醮会主持法事时，都要作诵、唱、赞；此类歌唱多用于为死者超度，“破地狱”“救亡灵”，也是向生者宣传修善道积功德。
【陕北混源道歌的基本特征】
1.草根性与原生态面貌
陕北混源道歌一直流传在山沟里，传唱者与接受者皆为农民，其生存方式与民间宗教信仰、生活民俗紧密结合而与现代社会文化保持了距离，很少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而改变，较完整地保持着民间文化艺术的草根性和近代史意义上的原生态，至今在乡村仍有一定的根系。
2.古朴真淳的民间宗教文化气质
据20世纪初叶以来被单另辑录成册、在经师中代代传抄的近百首陕北混源道歌来看，它们的民间宗教文化内容鲜明，这些歌子或者带有从经卷中脱出的明显痕迹，或者从歌手贴近的生活经验中自然产生，唱来具有古朴而典丽、淳厚而率真的特殊气质。
3.气态平和的唱法
混源道歌唱法相当丰富，但主要倾向是以轻声、慢拍、低调为主，在以往被人认为风格粗犷豪放的陕北地方民歌中,突显出心境明净、气态平和、节奏舒缓、发声自然、松柔悠扬的另一种唱法，因而引人嘱目。
4.艺术渗透力强
陕北混源道歌的曲调据称有40多种；它有不少古老曲调和音乐元素在现当代生活中已被革命历史民歌和新兴民歌所吸收.发挥新的感染力，显现了它艺术的渗透力或者说艺术元素的可利用潜力。
【陕北混源道歌的传承意义】
陕北混源道歌兼备黄土地的质朴浑厚和东方宗教艺术明畅清雅的气质，原生态面貌古朴典丽。它民间宗教文化内容鲜明，歌子或者带有从经卷中脱出的明显痕迹，或者从歌手贴近的生活经验中自然产生，唱来淳厚而率真，悠扬而自然。唱法以轻声、慢拍、低调为主，在以往被人认为风格粗犷豪放的陕北地方民歌中,突显出心境明净、气态平和、节奏舒缓、发声松柔的另一种唱法。
20世纪40年代以来，它的音乐元素多次被革命历史民歌和新民歌所吸收运用，显示着民族民间本色传统强大的艺术渗透力。这一笔音乐文化遗产对于民族音乐的创作发展具有值得珍视的资源价值,为中国民族音乐史学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对民间宗教学、民俗学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