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渔民”又称“九姓渔户”,是对生活在新安江流域的一群有着特殊习俗的渔民的称呼,是我国古代的一类贱民。据《杭州市志·民情风俗篇》载,“九姓渔民”的起源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南宋末年,元兵南下,攻下临安(今杭州),一些不愿受蒙古人蹂躏的南宋遗民和部分士大夫便离开故土,漂泊水上,意为不愿再踏上已被蒙古人践踏过的土地。他们终年以打鱼为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浙西一带水上特有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群体。
流传更广的一种说法是“九姓渔民”是明初陈友谅及其部将的后代。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为争夺天下,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并俘虏了陈友谅的部将,将陈友谅的部属押解到浙江严州府(今建德市梅城镇),流放到新安江中,并贬为“民”,规定他们不得上岸居住、不准与岸上人通婚、不准读书应试、不准穿鞋上岸,而且官府有事还要应召服役。后来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水上,以打鱼、载客为生,很少与岸上人往来,数百年的水上生活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俗。
清初时渔民们曾编为伏、仁、义、礼、智、信、捕七个字号,有大小船只2000多艘,至道光、咸丰年间尚有1000多艘。太平天国兵燹以后,减少为300多户。清同治五年(1866),严州知府戴槃为“九姓渔民”平反所写的《严郡九姓渔民考》,奏免“九姓渔民”渔课,并令改贱为良。当时为了大力宣传和推行这一政策,官府贴了告示,刻了石碑,还给“九姓渔民”发了准予改贱为良的“执照”。石碑已毁于“文革”,告示、执照也极其难寻,幸有人进行了抄录得以留存,从中可发现“九姓渔民”是指生活在钱塘江流域水上渔民的称呼,九姓是: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
水上婚礼
水上婚礼是久居新安江上的“九姓渔民”特有的风俗。整个过程由迎亲家船、送嫁妆、唱利市歌、喂离娘饭、抬新娘、拜堂、入洞房、抛喜果等环节组成。
迎亲当天,结亲双方各一条乌篷船,披红挂彩,船头缀着大红喜字,高高的桅杆上飘着一面旗帜,挂着一盏灯笼,旗帜和灯笼上都标有船主人的姓氏。男方为接亲船,俗称男船;女方为送亲船,俗称女船。
当送亲的船过来以后,两边船上的水手抵住船身,不让两船帮碰撞(碰撞意味着小两口以后的日子里要磕磕碰碰,不吉利)。等船停稳后,在司仪的喝令下,两位端灯姐姐从船舱里扶出一位头戴红盖头的新娘来。之后,帮忙的人就开始一件一件地帮着抬嫁妆,比如被子、枕头、木箱、利市桶、梳妆台等生活用品。
男方的利市嬷嬷给新娘唱歌,说规矩,同时,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杆秤,要对每一件嫁妆都称一下,边称边和男方人对唱嫁妆歌。
九姓渔民送接嫁妆歌
女方:称一斤,
男方:长千金;
女方:称二斤,
男方:长万金;
女方:称三斤,
男方:三元及第;
女方:称四斤,
男方:四季发财;
女方:称五斤,
男方:五子登科;
女方:称六斤,
男方:六六顺王;
女方:称七斤,
男方:七子八孙;
女方:称八斤,
男方:八子成双;
女方:称九斤,
男方:九子十三孙;
女方:称十斤,
男方:十子大团圆。
合:荣华富贵万万年。
嫁妆称好了,再由女方的利市嬷嬷给新娘喂离娘饭、唱离娘歌,教导新娘到婆家后的规矩。
教导完规矩后,让新娘坐在渔盆里,由四个壮汉抬起来,绕桅杆三圈,表示对娘家的眷恋之情和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再传给男方船上的四个壮汉。然后绕男船桅杆三圈,表示落地生根。
过船后的新娘走出渔盆(喜盆)与新郎在船头牵手拜过天地、拜过父母、再互相交拜,最后用秤杆挑开新娘头上的红盖头。
此时,锣鼓鞭炮声又倾刻大作,男船、女船上的人和走出船舱的新人,同时向岸上的观礼人群撒柏籽、花生、红枣和糖果,以示对亲朋好友的感谢。
入洞房,当夜幕降临时,这对新人即下到一只小船上,劈开水波去到一个幽静的去处,欢度他们的新婚之夜,翌晨返回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