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子锣(包括丝弦锣鼓)是一种混牌子自由连缀的民间器乐曲,虽为数不多却得来不易,它凝聚了多少人的辛劳和汗水。据鄂城史料记载,明崇祯16年,义军首领张献忠挥师武昌,途经葛店附近,村民们奔走相告,并以“敲锣鼓,吹喇叭”的方式欢迎义军,后有两个村子取名为“杨喇叭湾”和“上屋罗村”,故牌子锣在鄂州世代相传,有近400年的历史,其中有些曲牌的名称,如《风入松》、《园林好》、《万年欢》等,可以在我国古代“南北曲”和昆曲、京剧、汉剧中找到依据。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民间吹打音乐是湖北省的一个主要乐种,它东起黄梅西至宜昌,几乎横跨湖北省,但各地名称不同,除鄂州称“牌子锣”外,其他各地杂称为“喇叭锣”、“十锦锣”、“锣鼓牌子”、“锣鼓架子”、“挑鼓子”、“背鼓子”、“十翻锣”等,一种乐种的定名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学术性和统一性,不能各执其是,最后由专家们审定:根据其“基本一致的传统曲目,相对统一的音乐风格”统一称为牌子锣,这是值得鄂州人引以为荣的。
老鄂城有句俗语叫做“湖畈有吹打(牌子锣),城区闹丝弦(丝弦锣鼓)”这两种不同的民间吹打,是鄂州民间文化艺术中的佼佼者。有许多吹打曲牌被载入国家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太和民间班社的演奏活动还上了中央电视台;一部烟熏火燎的手抄本《牌子锣曲牌集》的发现更在当时引起省内外专家重视。
1987年,国家艺术科研重点规划项目——“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包括民歌、民间器乐曲、民间文学、民舞、民间戏剧、曲艺等)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全面铺开,笔者作为群艺工作者理所当然“上山下乡”,深入基层,搜索民间艺术,手抄本《牌子锣曲牌集》就是在这时发现的。
1986年5月28日,我和当时基层的一位同志,徒步到太和陈太村考察“玉连环”班社组织活动。陈新凤老人是当地有名的吹鼓手,当时已年近80,十分热情好客,我们在他家吃住,一家人从不厌烦。有一天,我们和老人聊得正欢,老人突然神秘地说:“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老人搭梯子从0上取下一包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旧红布包,里面竟然是一部烟熏火燎的旧账簿,厚厚的有一百多页,我随手翻了翻,发现里面全是用毛笔抄好的牌子锣的“工尺谱”,我对此古曲谱略有所识,当时并不在意。当再一次仔细翻看时,眼前忽然一亮!因为曲谱首页第一行,醒目地写着“民国丙辰二月十二日陈盛甫亲笔抄”的字样。陈盛甫是老人的父亲,我心里暗自推算一下,“丙辰年”大概有七八十年吧,这可是难得的“孤本”接着老人翻着账本颇有感触地说,这个本子是“文革”期间拼着命从灶膛里抢出来的,被老人视为传家宝在暗楼里珍藏了十八九年……老人说完又小心翼翼地包好,把它送上楼去。为了获取本子上的宝贵资料,我们只好采取抄的办法,三进三出陈太村,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抄录两三个小时,每次抄录,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老人都会放下活计,守在我们旁边,可见这个本子在老人心中的分量。
《牌子锣曲牌集》手抄本的发现,引起了省编委的重视,省有关专家学者还来鄂州看望了陈新凤老人。时隔不久,为制作《鄂州牌子锣迎亲吹打》录相带,我们又一次请来了陈新凤老人,让他上镜头,与他一起在宾馆用餐、合影等,我们的热情,感动了老人,他说:“我们陈家打了几代的‘牌子锣’,也没有什么领导关心过。想不到这些吹打玩意儿,各级领导如此重视,看来国家是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传下去……”
鄂州“牌子锣”、“丝弦锣鼓”遍布城乡,流传民间的曲牌数以百计。因年代久远,大多流失或零散不全。“曲牌集”曲牌多而全,吹打兼蓄。整个“曲牌集”计有工尺谱曲牌156个(包括变体曲牌在内共计252个)另有若干地方小调和少数戏词,堪称一部“吹打大全”。
有关牌子锣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湖北电视台的重视,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电视台拍下了陈太村、张夏湾的演奏实况,时隔不久,中央电视台便以“千余名民间艺人活跃在山乡”为题,报道了张夏湾牌子锣的演奏实况。
如今鄂州乡镇牌子锣十分活跃;城区处处响起丝弦锣鼓声,东门天华乐队还出现了女子演奏队,鄂州的民间音乐以全新的姿态在民间蓬勃地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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